​1962年，司徒雷登临终前给傅泾波留下遗嘱：我死后，骨灰送回中国

1962年，司徒雷登临终前给傅泾波留下遗嘱：我死后，骨灰送回中国

中国通司徒雷登与燕京情怀

1962年深秋的华盛顿，年迈的司徒雷登在临终前将一份遗嘱交给了他的助手傅泾波。这位出生在杭州、为中国教育奉献一生的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家，用微弱的声音表达了最后的心愿：死后要将骨灰送回中国，安葬在他倾注毕生心血创办的燕京大学校园里。然而，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，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几经波折。从燕京大学校长到美国驻华大使，从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到＂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＂，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这位中国通的命运起起落落。最终，在2008年，他的骨灰虽未能安葬在魂牵梦萦的燕园，却得以落叶归根，长眠在他的出生地杭州。

江南水乡孕育中西情缘

1876年，在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中，一个注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生命降生了。这个婴儿就是司徒雷登，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，江南的山水就浸润着他的童年。

在杭州生活的十一年，让他掌握了一口地道的杭州方言。这种语言能力不仅让他与当地百姓无障碍交流，更为他日后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887年，年幼的司徒雷登随家人返回美国。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涯中，他选择了追随父亲的脚步，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。

毕业后的司徒雷登成为了一名牧师，但中国的记忆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。1904年，命运之轮转动，26岁的他重返中国，开启了传教生涯。

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让司徒雷登逐渐意识到，相比传教，教育才是改变中国的更有效途径。这个想法在他心中生根发芽，最终在1918年开花结果。

那一年，他受教会派遣来到北京，肩负起筹办燕京大学的重任。为了筹集办学经费，司徒雷登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中美两国之间。

他的足迹遍布各类场合，从政要官员到军阀富商，从金融家到企业巨头，只要有筹款的可能，他都不放过。军阀孙传芳就曾被他的诚意打动，由最初的象征性捐款100元，追加到了2万元。

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逐渐成型，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注入其中。他不仅请来海内外知名教授执教，还要求建筑风格体现中国特色。

在课程设置上，他坚持要求学生们熟读四书五经，希望通过中西文化的融合，将燕京大学打造成一所真正的＂世界大学＂。他对师生关怀备至，总是面带微笑，平易近人。

在＂九一八＂事变爆发后，司徒雷登展现出了超越国籍的正义感。他不仅支持学生的反日爱国活动，还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，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。

这种行为让他一度被日本人关进监狱，但也赢得了中国师生的普遍尊重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司徒雷登的声望不断攀升，成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＂中国通＂。

他的影响力跨越了政治藩篱，从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国民党领袖蒋介石，从宋美龄到毛泽东，都对他表示敬重。而燕京大学培养的众多人才，更是为中国各界输送了大量骨干力量。

二战乱局中的外交转身路

1946年一个寻常的下午，司徒雷登收到了一封来自马歇尔将军的信件。信中请求他暂别燕京大学，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。

对这位在中国教育界耕耘多年的教育家而言，这份邀请既是荣誉也是挑战。战后的中国正处于国共纷争的关键时期，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派来的调停使者，迫切需要一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协助工作。

马歇尔之所以选中司徒雷登，看中的正是他在中国的广泛人脉和良好声誉。多年来，司徒雷登以燕京大学校长的身份，与各界重要人物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不论是蒋介石、宋美龄这样的国民党高层，还是中共领导人，都对这位美国教育家抱有敬意。因此在马歇尔看来，司徒雷登是最适合协助调停国共冲突的人选。

然而，从教育家到外交官的身份转变，让司徒雷登逐渐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。他与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来往日益频繁，尤其是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。

在公开场合，司徒雷登曾多次表达对蒋介石夫妇的崇敬之情。他甚至不避讳地宣称自己是＂一个彻底的蒋的人＂，这样的表态也直接影响了他在调停工作中的立场。

在处理国共纷争时，司徒雷登明显向国民党倾斜。他多次向美国政府呼吁，要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，希望通过美国的支持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。

但随着时局发展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日益显露。司徒雷登也开始督促蒋介石进行改革，但每次得到的都只是一些口头承诺。

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，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一些美军高级将领开始抱怨，美国的援助装备不断落入中共军队之手。

1949年初，淮海战役结束后，解放军已经迫近南京。司徒雷登每天都能从街头的报纸上看到战局的最新动向。

形势已经不可逆转，司徒雷登试图通过他的学生黄华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。他多次与黄华会面，但未能改变中共的既定政策。

最终，在1949年8月，司徒雷登不得不黯然离开南京，结束了他的外交使命。在返回美国的途中，他获悉国务院发表了一份白皮书，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其腐败无能。

这位曾经备受尊敬的教育家，就这样在动荡的政局中完成了他的外交官生涯。从燕京大学的校长到美国驻华大使，这段身份的转变，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篇章。

暮年遗愿寄托神州土地

1962年的九月，华盛顿的一间病房里，年迈的司徒雷登将一份遗嘱交到了他的助手傅泾波手中。这份遗嘱里记载了他两个最后的心愿：一个是归还周恩来在南京时赠送的明代彩绘瓷瓶，另一个则是将自己的骨灰送回中国，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。

在过去的十年里，司徒雷登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心脑血管栓塞导致他中风偏瘫。作为他在中国时期的得力助手，傅泾波一直悉心照料着这位老人的生活。

遗嘱中关于骨灰安葬的内容写得非常详细：＂如有可能，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，与吾妻遗体为邻。＂他还特别注明，如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，可以由傅泾波和他的妻子决定其他安葬地点。

这份遗嘱的背后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在司徒雷登人生的最后岁月里，他一直在家中闭门写作，完成了《在华五十年——司徒雷登回忆录》一书。

1952年，他曾给杜鲁门总统写信，正式辞去了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。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外交官，将自己的晚年时光都用来回忆和书写那段在中国的岁月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司徒雷登选择将所有的文件都赠送给傅泾波。这些珍贵的资料中，不仅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，更包含了他对中国深厚的感情。

对于这位在中国出生、为中国教育奉献大半生的美国人来说，能够安葬在自己一手创建的燕京大学校园中，是最后也是最大的心愿。这个愿望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的特殊感情。

两个心愿中的彩绘瓷瓶，是周恩来在南京时期赠送给他的珍贵礼物。在司徒雷登看来，这件文物应该回到它的祖国，这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尊重。

司徒雷登将这两个心愿托付给傅泾波，显示了他对这位多年助手的深深信任。傅泾波也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，在之后的岁月里为实现这两个愿望付出了巨大努力。

1962年9月，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离世，享年86岁。这位将一生都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美国人，带着未能实现的心愿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。

在他离世的那一刻，或许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份看似简单的遗愿，竟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经历如此多的波折。而这些波折背后，折射出的是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，以及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。

这份遗嘱见证了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深厚感情，也成为了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。而傅泾波接下来为实现这些遗愿所做的努力，又将开启一段新的历史篇章。

归根杭州圆梦故乡地

1972年2月，随着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打开。这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也为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带来了转机。

次年，傅泾波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。在访问期间，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，希望能够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。

十多年后的1984年，傅泾波再次出击，他在会见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时，又一次提出这个请求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给邓小平写信，同时提到了骨灰安葬和归还周恩来赠送花瓶的两件事。

1986年3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工作组，专程前往美国。工作组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，帮助整理傅泾波的文件和收藏，并记录下他的口述历史。

同年6月，好消息接踵而至。中央同意接受那只明代花瓶，北京大学也在给傅泾波的公函中表示，愿意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，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临湖轩。

然而就在一切似乎即将尘埃落定之时，事情却出现了转折。一年后，傅泾波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通知，称有人对此事发起联名上书，反对将司徒雷登归葬燕园。

1988年5月，傅泾波派女儿傅海澜将明代瓷瓶送回中国。这件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文物，如今安放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，默默诉说着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。

同年10月，傅泾波与世长辞，临终前将司徒雷登归葬燕园的心愿托付给他人。这个未竟的心愿，开始由新一代人接力完成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杭州这座司徒雷登的出生地，保存着他生命最初的足迹。那些为司徒雷登归葬燕园奔走的人们，开始将目光转向这座江南古城。

2001年，杭州开始着手复建司徒雷登故居。两年后，傅海澜通过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向故居捐赠遗物，并专程前往参观。

2007年12月，年过古稀的傅履仁和家人又向故居捐赠了最后一批遗物。至此，与司徒雷登有关的实物，只剩下那份尚未回到中国的骨灰。

2008年11月17日的清晨，杭州半山安贤园文星苑迎来了一个特殊的仪式。傅履仁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骨灰盒，将其轻轻放入早已挖好的墓穴。

工人们迅速用泥土掩埋了骨灰盒，一块黑色的墓碑随即竖立起来。墓碑上，除了司徒雷登的头像，就只有简单的中英文介绍：＂司徒雷登，1876-1962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＂。

就这样，在离开中国46年后，司徒雷登终于回到了故土。虽然未能安息在魂牵梦萦的燕园，但能够长眠在出生地杭州，也算是另一种圆满。

这座默默矗立的墓碑，见证了一个美国人与中国之间长达八十六年的情缘。正如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所说：＂落叶归根嘛，埋回来了挺好。＂简单的话语，道出了最朴实的真理。